理財“偏食”非標: 高收益難掩比例“超標”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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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偏食多家理財公司公布了理財產品的理財例超2025年年度報告。中國證券報記者發現,非標不少理財產品大比例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高收城投公司、益難掩比憂互聯網貸款公司是標隱主要的融資客戶。專家認為,偏食理財產品青睞非標資產,理財例超核心動因在于其具備“高收益、非標低波動、高收易匹配”三大獨特優勢。益難掩比憂然而,標隱2018年12月2日發布的偏食《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規定,銀行理財公司全部理財產品投資于非標債權類資產的理財例超余額在任何時點均不得超過理財產品凈資產的35%。部分產品突破監管比例限制,非標隱藏多重風險。
理財產品重倉非標資產
近期,多家理財公司披露了旗下產品的2025年年度報告。一些產品青睞非標資產,期末投向非標資產余額占總資產的比例達40%-50%。
以某城商行理財公司的一款固收386天理財產品為例,期末穿透后,該產品投資的非標債權類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為43.09%。從期末投資前十名資產明細來看,某信托公司向浙江省某縣級城投公司發放的信托貸款是該理財產品投資最多的資產,這項資產期末余額占理財產品資產凈值比例為43.21%。
而某股份制銀行理財公司旗下某款封閉式固收類理財產品也存在類似情況。從2025年四季度末前十名持倉資產信息來看,該產品投向前四名的資產分別是某信托公司向四家城投公司發放的信托貸款,非標資產占產品總資產比例為43.96%。
除了定期報告披露外,部分理財產品還在非標債權資產變更報告中披露了投資非標資產的比例。某國有大行理財公司旗下一款固定收益類封閉式凈值型理財產品近日發布公告稱,新增投資了一項信托貸款,該信托貸款的融資客戶為浙江省某城投公司,新增資產占組合的比例為48.45%。
根據原銀監會發布的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非標資產是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包括但不限于信貸資產、信托貸款、委托債權、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性融資等。
記者統計發現,理財產品投資較多的非標資產主要包括信托貸款和以互聯網貸款為底層資產的非標資產,其中信托貸款的融資客戶以各地城投公司為主。另外,同業借款、股票質押式回購、資產收益權等也常出現在理財產品的投資清單中。
兼具高收益、低波動特點
記者了解到,多只理財產品大比例投資非標資產,主要是看重其具有“高收益、低波動”的特點,而且非標資產還能與理財產品實現期限匹配。
由于承擔了一定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非標資產的收益率往往比較可觀。以前述國有大行理財公司旗下理財產品為例,該產品新增的投向城投公司的信托貸款年收益率為4%。從理財公司披露的數據來看,以互聯網貸款為底層資產的非標資產年收益率較低,為2%-3%。部分投向低評級城投公司的信托貸款年收益率為5%-8%,較標準化債券的收益優勢明顯。
安融信用評級首席經濟學家周沅帆表示,在債券市場收益率持續走低的背景下,非標資產由于信息披露要求較低且流動性較差,通常伴隨著較高的風險溢價,其收益率顯著高于同期限的標準化債券。理財產品配置非標資產,能夠拉高投資組合的整體回報,這對于一些追求穩健和較高收益的銀行理財客戶來說至關重要。
另外,配置非標資產還能起到平滑凈值波動的作用。一位在理財公司從事估值核算的人士告訴記者,目前非標資產的估值方式是攤余成本法和現金流折現法,并且以攤余成本法為主,“估值波動不算太大”。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表示,標準化債券需采用市值法估值,凈值波動較為明顯。而非標資產普遍采用攤余成本法估值,凈值曲線平滑,有助于降低產品贖回壓力、維護凈值曲線穩定,對風險偏好較低的投資者頗具吸引力。
另外,非標資產是理財產品進行資產負債管理的有效工具。周沅帆認為,不同于標準化債券期限固定的特點,非標資產通常具有“量身定制”的靈活性,其融資期限可以根據理財產品的募集情況和負債端期限進行精準設計。這使得理財產品管理人能夠更高效地進行資產負債管理。
多重風險不容忽視
事實上,監管部門對于理財產品投向非標資產的比例有上限要求。《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規定,銀行理財公司全部理財產品投資于非標債權類資產的余額在任何時點均不得超過理財產品凈資產的35%。前述產品投向非標資產的比例較高,存在一定的合規風險。
非標資產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也不容忽視。周沅帆表示,非標資產缺乏活躍的二級市場,通常需持有到期。一旦理財產品遭遇集中贖回,管理人難以迅速變現應對,極易引發流動性危機。
非標資產的信用風險同樣較高。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信用風險主要體現為發行主體的選擇性違約。由于非標債權的受眾范圍較窄、影響程度較小,部分發行主體會在資金困難時優先償還標準化債券。曾剛也表示,非標債權的融資主體信用評級較低,當宏觀環境收緊、相關主體償債能力下降時,信用違約風險將直接沖擊產品凈值,并可能形成連鎖傳導效應。此外,非標資產估值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資者難以準確評估底層風險,長此以往將侵蝕市場信任基礎,損害理財市場的健康生態。
前述業內人士還告訴記者,當前一些理財公司投資了以互聯網貸款為底層資產的非標資產,但他發現,理財公司對這類資產了解程度不深,更多是基于“大廠不會違約”的信仰進行投資。面對這類結構較為復雜的非標資產,理財公司很難進行透徹調研。
曾剛建議,可以從多個維度發力,降低理財產品大比例投資非標資產帶來的風險。一是強化穿透式監管,要求管理人逐一披露非標資產底層借款人信息、融資用途及抵押情況,壓縮結構性規避的操作空間,讓監管部門真正“看得見、管得到”。二是嚴格執行比例限額,監管部門應提高現場檢查頻率,對超標機構實施差別化監管措施,形成有效的合規約束,避免“規定在紙上、執行打折扣”的現象。三是推動非標資產標準化轉型,鼓勵將具備條件的非標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ABS)等方式轉為標準化資產,提升流動性與定價透明度,從根本上改善資產結構。四是建立流動性壓力測試制度,要求管理人定期模擬極端贖回情境,預置流動性儲備與應急處置方案,將風險防控關口前移,切實保障投資者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