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姚玨 右：馮遠征 受訪者供圖

三次謝幕仍意猶未盡 當《梁祝》邂逅《蝴蝶夫人》，看《張居正》亮相圣彼得堡

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關鍵是把作品真正推向世界、落地海外。中國故事、中國歷史人物具備與世界對話的基礎，但外界對中國藝術仍不了解，存在落后、片面的偏見。只有被看見了，才會被真正喜歡上，文化走出去不能只靠口頭講述，要靠真實體驗打動人心。

NBD：“文化強國”是兩位委員都關注的議題，這和二位的工作實踐應該非常相關？

姚玨：我理解的“文化強國”，是將優秀的中華文化帶到世界。去年11月，適逢中意建交五十五周年，我帶領香港弦樂團赴意大利開展“從蝴蝶夫人到梁祝”的主題巡演，香港弦樂團成為首支走進中世紀古城古比奧的中國樂團。

我們用“兩只蝴蝶”作為核心象征，在意大利劇作家普契尼代表作《蝴蝶夫人》的抒情旋律里，融入中國傳統越劇元素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化蝶傳奇”。當時在意大利反響特別大，這是兩國文化的交流，而不僅是一場音樂會。我們還演奏了香港電影金曲串燒，當李小龍的電影主題曲演奏結束后，意大利觀眾激動得起立鼓掌。中西文化在這一刻通過音樂實現了無縫對接與熱烈擁抱。這一幕幕讓我們感受到藝術的共鳴、心的相通。

受訪者供圖

馮遠征：展望2035年，建設文化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支撐。如果說姚老師是用音樂搭建橋梁，那么我們“人藝”則是用故事傳遞心聲。

去年，我們將話劇《張居正》帶到了圣彼得堡。從舞美設計到服化道，我們將中國傳統美學發揮到極致。俄羅斯觀眾不僅被精彩的故事所吸引，更看到了一個立體、真實的改革者形象，在當今全球變革的浪潮中，讓他們深切感受到了改革的艱難與必要。

我們的舞臺看似簡約，實則精致至極：三把龍椅、十根立柱、一面舊磚墻。然而，當大幕在圣彼得堡拉開，連當地的舞美專家都為之震撼。那三把龍椅是依照故宮原物精細復刻，其工藝之精湛，讓當地專業人士都“不敢觸碰”。演出結束時，全場觀眾長時間起立鼓掌，謝幕禮反復進行了三次，仍意猶未盡。最后，我不得不把翻譯請上臺，我講了一段話，才為這場熱烈的互動畫上句號。

“對商業聯名，我們始終保持克制” 藝術不是特權，是照進生活的光

從文藝工作者的評價體系，到經典藝術如何走進千家萬戶，姚玨和馮遠征關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永遠是人。

NBD：今年兩位委員的提案不約而同聚焦在了“文藝人才的評價與激勵機制”上，在你們看來這件事情為什么如此迫切？

馮遠征：我的提案，是聚焦于構建和完善針對戲劇藝術工作者的獎勵與支持機制。說實話，我們的戲劇工作者其實非常勤奮，也做出了很多亮眼的成績，但在國內，針對這個群體的專項獎勵機制還相對較少。所以我呼吁，設立更多面向一線戲劇人的權威獎項與支持項目。這個獎勵不在于獎金多少，而是來自國家的認可，不僅是榮譽，更是信心。

受訪者供圖

姚玨：馮院長提到對戲劇人才的鼓勵，我今年也提交了相關的人才提案。因為香港與內地的評審不同，內地有一級演員、不同的職稱類型，但香港沒有。我覺得香港的年輕文藝工作者也希望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所以我提出，如何能讓內地的文藝人才評審機制在香港落地，讓雙方的交流更為密切。

NBD：在當下的文化環境中，藝術機構和個人常常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要應對市場運營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思考如何真正走進普通大眾。請問，在你們各自的領域里，如何平衡“堅守藝術水準”與“降低參與門檻”這兩者的關系？你們做出了哪些關鍵的選擇，來確保藝術不僅僅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能成為滋養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力量？

馮遠征：北京人藝的票價多年來一直非常親民，最低80元，最高也不過680元。就像我們在小劇場推出的青年版《哈姆雷特》，四位年輕人演了80多場，是120元、280元兩檔票價。如果單算經濟賬，這個票價確實難盈利，但我們是自己的劇場，不用交租金，省掉了一大筆成本。所以我們最主要的職責還是惠民演出，同時國家也會給我們一些補貼，另外我們也要做一些巡回商演，為劇院帶來一部分收入。我們也有做一些衍生周邊。在話劇《茶館》演出時，我們推出冰箱貼，與吳裕泰合作灌裝茶葉。但對商業聯名，我們始終保持克制。

姚玨：我出生于上海的一個音樂世家，我的父親是知名音樂家、上海電影樂團指揮姚笛。在他的嚴格要求下，我4歲開始學小提琴，每天雷打不動練習3個小時。我小時候學樂器是被“打過來的”，我父親逼我拉琴，不拉就要跪洗衣板半小時。

現在我也是兩個女兒的媽媽，我不再用以前我受到的管教方式來教育她們，學琴有艱苦和枯燥的一面，一味的“鐵血管教”會讓孩子失去興趣和耐心。我寫了一套小孩子的課程，用有趣的方式讓孩子感受節奏，形成家庭音樂學習的氛圍，孩子和家長一起學，最開始可能家長學得快一些，到最后一般是孩子超越家長。我的理念很明確：并非每個孩子都要成為演奏家，但每個孩子都可以通過音樂獲得自信、審美與意志力。

這份信念，也延伸到了我們的“音樂能量計劃”中。十年來，我們已助力900個香港普通家庭的孩子叩開音樂之門。其中不少孩子居住在“劏房”，那是被隔板切割出的狹小空間，全屋不過洗手間大小，壓抑而逼仄。但在這些連轉身都困難的角落里，音樂成了照進裂縫的光。我們將樂器帶進他們的生活，親眼見證了音符如何穿透暫時窘迫的居所，點亮那一顆顆渴望飛翔的心靈。

“我進劇場就想看到人” 平均年齡“90后”的觀眾，看著“00后”演《駱駝祥子》

經典藝術如何吸引年輕人？對于姚玨和馮遠征而言，舞臺上的從業者和舞臺下的觀眾都已改變。經典藝術走到今天，不是簡單的因循守舊，但舞臺的核心永遠是人。

NBD：剛才我們探討了藝術如何“向下扎根”服務大眾，現在想聊聊藝術如何“向上生長”擁抱時代。在推動藝術“年輕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你們是如何界定創新與本色的邊界？面對新技術的沖擊時，你們堅持的“底線”是什么？

馮遠征：現在其實走進人藝劇院的是“90后”最多，年輕觀眾看話劇不完全是為了追星，他們有自己喜歡的演員，但更重要的還是喜歡話劇這種形式。觀眾的變化在2020年左右發生，我認為是觀眾的自然迭代，并非我們有意地去“迎合”“投喂”。

去年我們排的《駱駝祥子》，是按照北京人藝1957年演出的這個版本來排的，布景、服裝、妝造、表演都致敬最早的經典，但我們的演員最小的是“00后”，大一點的是“80后”，平均年齡都是“90后”。我當時覺得這個戲觀眾可能不一定那么接受，上座率能在60%到70%就不錯了，我也跟年輕演員說，最重要的是先通過這部戲讓觀眾認識你們，沒想到這部戲的上座率在90%以上。人藝在1957年有一部經典話劇《風雪夜歸人》，我們也把它恢復了，舞美引入現代元素，服裝設計兼具民國風韻與“新漢服”的現代審美，也深受年輕觀眾喜愛。

所以戲劇走到今天，不是簡單地因循守舊，我們要與當下結合，融入科技賦能藝術，但我們不會迎合所謂的流行時尚。我們不會用多媒體霸占舞臺、用聲光電把演員“吃掉”，對于炫酷的舞臺特效，北京人藝非常克制。我覺得大家走進劇院，最重要的還是看到人，就像我去聽姚老師的演奏會，不是只聽到琴聲就可以了，如果看不到姚老師本人，這就不是劇場藝術了，劇場藝術還是人的藝術。

姚玨：馮院長說得極是。創新與堅守也是古典音樂的一體兩面。你演繹什么曲目？這些曲目能否與當代觀眾產生共鳴？我們的弦樂團一直在探索新路，比如我自己就熱衷于將流行音樂與古典樂融合。在與流行歌手合作的過程中，我汲取了許多養分，這讓我的藝術表達變得更加立體豐滿。而如何將流行旋律改編為嚴謹的弦樂作品，則考驗著我們對音樂本質的深刻理解。

無論是前沿科技還是人工智能，它們都是輔助者，而非主角。音樂劇場的主角，永遠只能是音樂家及其作品。科技的價值，在于幫助觀眾以更具想象力、更沉浸的方式，去走進作品、理解靈魂，而不是喧賓奪主。

藝術家的“雙面人生” “新老交替的關鍵時期，只能這么累著”

舞臺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現實。如今北京人藝仍堅持“無麥演出”，“讓最后一排觀眾聽清臺詞”是對每一個人藝演員的基本要求。

NBD：除了本身的演員身份、演奏家身份，你們還承擔了其他工作，你們怎樣定義自己的藝術家生命？進入到這些職業軌道會影響你們的藝術創作嗎？

馮遠征：我從年輕時喜歡藝術、追逐藝術，經歷了被不認可到被認可。不被認可的階段，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就是從自身找問題。比如，我作為演員長相平平，那我就好好學表演，來彌補自己長相的短板。在真正進入表演行業，特別是走進北京人藝大門以后，我就想我要做一個好演員，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就做像于是之老師那樣的好演員加藝術家。

在2015年以前，我在人藝是個散淡的人，沒想過要承擔多大的職責，但當前輩演員一個個退休時，我意識到就該我這輩頂上。2016年我擔任演員隊隊長，開始對劇院有責任感。我油然而生的，看不慣別人不努力，后來又當副院長，但都是負責個別部門就可以了。直到我們前任院長突然離世，組織要任命我當院長，我當時原本還有幾個月就準備退休了??就這樣接下來院長的擔子，做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好做的。

最難的是前兩年，做管理者的同時，我還要演戲、排新戲，所以那時候長期睡不著覺。做院長之前我的頭發是黑的，現在已經白了。也沒有什么好訴苦的，因為我接了，就該去做。北京人藝從2024年開始，嘗試了頂格的生產節奏，所有人的勞動量都超負荷。一年最少35部話劇，然后八九部新戲，前年我們排了11部新戲，去年我們排了9部新戲，全年500場以上演出，去年我們的票房達到歷史最高，所以從這點上來，我覺得這些年的付出收獲還不錯。

做院長和做演員，是最難平衡的，只能說頂著一口氣撐到今天，我經常暢想我退休該過怎樣的生活，我先睡一個月，誰也別管我，但目前來說還不行。比如，我演《張居正》，我是全劇組最后一個背下臺詞的，那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早上不到七點起床，到劇院處理一天的工作，如果下午需要排練我就排戲，很可能晚上還要演另一個戲，回到家快十二點。幾年來都這樣，同事們都說我們這行很辛苦，但想想遠征老師就不累了。我說你們別學我，現在是人藝的一個新老交替的特殊關鍵時期，“60后”的演員陸陸續續退休了，年輕人頂不頂得上，就看這幾年。所以我只能先這么累著。

姚玨：我和馮院長在兩屆政協委員會議上都是同組，新老交替這件事是他這幾年的工作重點。我還向他取經，怎么在一天時間里把自己的角色迅速切換。因為我們在舞臺上用到的腦子，和做行政是完全不同的。我要是早上不練琴，先處理行政工作，下午再練，我就集中不了。我現在一般是早上練琴三小時，我盡量把其他事務都安排在早上練琴以后，這樣可以確保自己可以登臺表演的演奏狀態。

其實如果說是角色切換，我離開舞臺最長的時間是我初為人母的時候。媽媽的角色，分散了我做演奏家的時間和精力。后來我回到舞臺，我把當媽媽作為我人生閱歷，對音樂的表達和理解。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我可以用音樂來呈現。所以我不覺得生命中有任何的“垃圾時間”，它們都給予我不同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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